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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是民族的根與魂。從內容形態(tài)上，文化可以分為“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中華文化對“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具有定位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并作重要講話，高度概括凝練中華文明具有“五個突出特性”——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中華文明精準畫像。從中國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上，可以清晰印證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

【關鍵詞】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非遺；中華文明；突出特性

文化是民族的根與魂。對于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而言，中華文化對定位“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中國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也決定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是人類現(xiàn)代化的新路。縱觀世界現(xiàn)代化歷史，從未有中國這樣的偉大實踐，“中國式現(xiàn)代化”必將開辟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化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提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后，出席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并發(fā)表重要講話，高度概括了中華文明具有的“五個突出特性”，即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①，為中華文明精準畫像。從中國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可以清晰印證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

文化從內容形態(tài)上，可以分為“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所謂物質文化，是指歷史上遺存至今的人類生產生活的物質成果，大到故宮、長城、大運河，小到出土的石器、一粒馴化的種子、淹沒于荒草亂石、依稀可辨的古道……這些因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形態(tài)、痕跡，以物態(tài)的形式顯示歷史的足跡。尋蹤上溯，可窺可思人類的蹤影。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態(tài)是物質性的，經歷時間長河沖刷，具有唯一性、稀缺性、脆弱性，湮滅一件就少一件。“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或者“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個新詞。其意所指，大致相當于過去常講的“民間文化”，但范圍要更大些。這個新詞很拗口，這種奇怪的構詞方式，一下就可以看出是“舶來品”。中國人習慣以名尋實，講究名正言順，命名多是肯定的方式，沒有這么起名的，說一個東西是什么，卻冠以“非”，用“非”說“是”。一開始，一些人很不習慣，常有人脫口而出“非文化物質遺產”“非人類文化遺產”。現(xiàn)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常被簡稱為“非遺”，讀起來也很怪，字面上好像在說“不是遺產”。不是遺產，又是什么呢？從“民間文化”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新世紀才有的變化，源于與世界接軌。2004年，中國加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開始使用這個舶來的概念。

中華民族在世界諸民族中，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歷史意識發(fā)育較早、綿延深厚，非常重視歷史、重視文化，很早就有專門的史官、機構，有采風記俗、修史修志的傳統(tǒng)。《春秋》《詩經》就是這樣的文化經典。人類早期使用象形文字，但延用發(fā)展至今，最典型的是中國漢字，這極大地有利于歷史文化的傳續(xù)。商朝“有典有冊”，近代出土的契刻于甲骨的文字系統(tǒng)，生生不息、傳續(xù)至今。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始，就重視民間文化。新文化運動的血，相當一部分資源，來自民間文化。毛澤東主席是公認的“白話文”大家，一支巨筆，撥開迷霧，蕩滌污穢，喚醒民眾，開辟漢語新世界。在蘇區(qū)、在延安，在各個解放區(qū)，革命文化的新思想，大規(guī)模改造利用民間文化。從某種程度上說，“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那時已形成潮流。在美術、音樂、戲曲、舞蹈、文學等領域，涌現(xiàn)出一批革命文藝經典。比如《東方紅》等革命歌曲，相當一部分脫胎于民歌。延安版畫，也和民間美術有不解之緣。歌劇《白毛女》，大量吸收轉化民歌、戲曲因素。陳凱歌的電影《黃土地》，講述了八路軍小戰(zhàn)士采集民歌的故事。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哪種政治力量，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重視民間文化，這是由黨的立場、宗旨和奮斗目標所決定的。

加入《公約》之前，我國于20世紀80年代啟動編撰“十部文藝集成志書”②。全套集成共300卷450冊，5億多字，被譽為“文藝長城”。進入新世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整體融入世界，民間文化保護傳承工作進入與世界同頻共振的階段，開始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來概括，其外延、內涵、理念、方法、認識、思路，有了很大變化，極大地拓展深化了對民間文化的認識，在保護傳承上取得很大進步。目前，中國列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名冊）”的項目共計43項，總數(shù)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形成了完備的制度、措施和工作體系，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tǒng)性保護的新時代，走出了中國特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之路，更在全社會掀起了持續(xù)不衰的“非遺熱”。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鄉(xiāng)村振興、脫貧攻堅、文旅融合、文化建設等方面，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說到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一開始強調分、不同、區(qū)別，這有助于深化理解、分析各自的特點、形態(tài)和性質。實際上，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密不可分，是一體兩面、相互依憑。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包含物質的形式、載體和內容。比如傳統(tǒng)音樂，作為主體是音樂，聲音在空氣中振動，轉瞬即逝，音律給人的情感體驗比較主觀，好像是非物質性的，其實音樂也有物質性，只是與一般的物質形態(tài)不太一樣，一旦音樂離開樂器、樂譜等物理載體，離開歌手、樂師的傳唱、演奏，離開古往今來的傾聽者、欣賞者，也無從存在。即便是轉瞬即逝的音波，究其根本也是物質性的。再如古建筑，古建筑是文物，是物質文化遺產，但古建筑的營造法式、技藝、觀念和審美，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不可再生，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則具有“見人見物見生活”的活態(tài)傳承性，可以傳承傳播、無限復制，在生產、生活中隨處可見。當然，也有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科技發(fā)展和社會觀念的變化，失去運用場景，瀕臨消失，需要保存、保護。總之，要以整體的眼光看待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有“物質性”，物質文化遺產也包含觀念、信仰、風俗、審美、技藝等“非物質性”，要以客觀、整體、系統(tǒng)的眼光，看待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不要混成一壇、一盆漿糊，也不要割裂、孤立、靜止地認識。

從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的視角看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征”，可以概括為：“生生不息”的連續(xù)性、“其命維新”的創(chuàng)新性、“以中為中”的統(tǒng)一性、“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上善若水”的和平性。“五個突出特性”之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有深刻聯(lián)系和內在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連續(xù)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chuàng)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③文化只有“生生”，才能“不息”，才有生生不息的連續(xù)性。連續(xù)性不是勻質勻速的線性。連續(xù)性離不開創(chuàng)新性，連續(xù)之中有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賦予連續(xù)性更大的生命力。創(chuàng)新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比如，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在歷史實踐的不斷創(chuàng)新中，形成“中國特色”。這種連續(xù)性和創(chuàng)新性，在今天體現(xiàn)為國家、民族、社會萬眾一心地走向偉大復興，形成新的前所未有的統(tǒng)一性。同樣，統(tǒng)一不是僵化生硬的拼接組合，而是向內凝聚，融為一體的歷史過程。改革開放，引進吸收，各美其美，激發(fā)競爭活力，學習一切于我有益的人類文明成果，充分彰顯了包容的胸襟和氣魄。和平性根源于我們的文化根性和漫長的歷史經驗，與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形成同構機制，在當代，體現(xiàn)為和平共處、文明互鑒、合作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人類普遍價值。

上善若水。中華文明，猶如黃河、長江，流淌在中國人心里。作為原創(chuàng)、原生的文明，中華文明既古老又年輕，源頭活水中蘊含初心和理想，是有初心和理想的文明。這初心和理想，越是遇到高山峽谷，越是匯聚九死未悔的力量，騰飛咆哮，奪路而出，不斷接納萬方溪水激流，匯成千泉萬瀑，生出千變萬化，不改初衷，東流大海。正如今天的中國，走上星辰大海的征程，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邁向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一、“生生不息”的連續(xù)性

“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④，無不展現(xiàn)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連續(xù)性。文明的連續(xù)性，體現(xiàn)在浩瀚浩蕩、滾滾向前、不舍晝夜的大氣象、大趨勢上，也體現(xiàn)在幽遠偏僻、細枝末節(jié)、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里。心臟、動脈的跳動可觸可查，但周身毛細血管默默滋潤、滲流、暈染、生化，似這樣的“連續(xù)性”，往往被忽視。比如人們常講，中華文明有“三棵樹”——桑樹、漆樹、茶樹。中國人養(yǎng)蠶、繅絲、織錦的歷史源遠流長。一說起來，印象中多想到江南，想到長江流域。但在新疆，出土了大量的絲織文物。當然，這是因為新疆的特殊氣候使絲綢類的有機質文物更易保存。最有名的是新疆尼雅遺址（漢晉時期精絕國故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浙江的中國絲綢博物館研制復制品，發(fā)現(xiàn)依原樣織出的復制品總是比原件大一點，百思不得其解。后來發(fā)現(xiàn)，今天的家蠶吐的絲比2000多年前的蠶吐的絲要粗一些，這樣一根根織出來，就大出許多。植桑、養(yǎng)蠶、繅絲、織錦技藝的連續(xù)性，從蠶寶寶幾千年連續(xù)不斷的自身進化中也得以顯現(xiàn)。尼雅遺址所在的地方，現(xiàn)在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和田地區(qū)民豐縣，屬和田地區(qū)。和田遙遠僻靜，但很早就傳入了植桑、養(yǎng)蠶、繅絲、織錦的技藝。有一幅斯坦因從丹丹烏里克遺址盜走的木板畫，現(xiàn)存國外，被認作“傳絲公主”。據(jù)說畫的就是東國公主嫁于闐王，在發(fā)髻私藏蠶種的故事。和田有一種深受當?shù)厝讼矚g的絲織物——“艾德萊斯”，扎染方式獨特，色彩絢麗，新疆維吾爾族艾德萊斯綢織染技藝也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錦繡之中華，如文明披風，有一角閃動在和田。從這個細節(jié)可以看出，繅絲織錦，無論作為物質文化，還是非物質文化，其連續(xù)性不是單線單傳，而是密如織網，絲絲入扣，流布遠播，毛細血管般深入文明生命體的大循環(huán)。再比如茶樹、茶葉、制茶技藝、飲茶習俗也是廣泛覆蓋。和許多地方一樣，和田并不產茶，但具有獨特茶俗，煮茶時放草藥，茶飲有一股濃郁的藥香味。吃完和田獨有的烤包子，再喝一大碗和田藥茶，真是相得益彰。同樣，西藏、內蒙古、新疆、東北等地雖不產茶，但都有獨特的飲茶習俗，以茶為禮、以茶待客、以茶佐餐，一日不可離茶。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甚至高于內地。中國的千茶萬飲，可謂“中華茶”，千百年來各地區(qū)因茶而建立牢固聯(lián)系，體現(xiàn)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統(tǒng)一性。和田位于昆侖山腳下，昆侖文化、河出昆侖、玉出昆崗（岡）、和田玉、于闐畫派、于闐樂，以及內地春節(jié)張貼的門神尉遲恭……這些中華文化的超級符碼，與和田這偏遠一隅發(fā)生聯(lián)系。這也說明，中華文化的連續(xù)性，不是單絲單線、一脈單傳，而是輻輳四方、生發(fā)眾多、生生不息的文化織體，是“萬方樂奏有于闐”。

桑樹、茶樹、漆樹，分別象征絲織技藝、茶文化、漆器漆藝。《山海經》有云：“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⑤姑兒之山，上方多有漆樹。從漆樹采割下來的漆汁與空氣接觸后變色，有“凡漆不言色者皆黑”⑥之說，早期用于書寫，后發(fā)展出漆器工藝。我國漆文化、漆器的歷史很早，輻射很廣，東西南北皆有漆器，甚至出現(xiàn)在樓蘭出土文物中，也傳到日本、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qū)。漆器、漆藝，無論是物質文化遺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蔚為大觀，堪稱中華一絕。姑兒之山，下方多有桑柘。我國是世界上種桑養(yǎng)蠶最早的國家，農桑立國，孕育華夏文明的根基，絲綢、茶葉、漆器、陶瓷、玉器等，隨絲綢之路傳播，早已成為文明交流的典范。2022年，我國申報的“中國傳統(tǒng)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入選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種茶、制茶、飲茶，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傳承千年的制茶技藝、家家常備的香茗茶點、各族共享的茶俗茶禮，融會先民與今人的智慧，無不體現(xiàn)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連續(xù)性，體現(xiàn)中國人謙和禮敬的價值觀。茶、玉、絲綢、漆器……這些是物質遺產，在考古出土中大量存在，同時，與它們相生相伴的生產技藝、傳統(tǒng)知識、審美習俗、信仰心理等又是活態(tài)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成產業(yè)，構成今天生活的特色、特點，也構成社會經濟的一部分。

中華民族“銜玉而生”。玉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突出特征，體現(xiàn)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石之美者為玉，中華大地皆有玉，北至黑龍江小南山遺址，西至青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及昆侖山，南至嶺南以遠，在黃河、長江流域，更是玉華灼灼。昆侖信仰中，玉是一個關鍵因素。“玉出昆崗（岡）”，絲綢之路的前身，是玉石之路。和田，因玉而顯得特別。新疆和田玉、河南獨山玉、遼寧岫巖玉、陜西藍田玉，并稱為“四大美玉”，質地細膩溫潤，敲擊發(fā)出的聲音清越綿長，徐徐方盡。玉有美質，是物質文化，考古出土有大量的玉器，二里頭的牙璋、良渚的玉琮、齊家文化的玉璧、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從“神玉”“王玉”到“民玉”，能使玉文化綿延至今、玉雕行業(yè)香火不斷的，是圍繞玉的文化觀念、民間信仰、審美體系。玉，本是石頭，盡管質美、稀有，但尚不致如此被迷戀萬年，玉的價值，其實在非物質的一面：這樣的一塊石頭，早已脫離單純的物質世界，變成形而上的喻體，深深嵌入中華文明的精神世界里，只要中華文化尚在，中國人就情比金堅、守身如玉。

中華文明的萬古江河，生生不息，浩浩湯湯，流淌著活力與希望。期間也不免波折，比如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民族危機、文化危機關頭，面對兩千年未有之變局，無數(shù)先賢圣哲尋找出路，最終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救亡圖存，浴血奮戰(zhàn)，百折不撓，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國、新社會、新文化。就好比巨流遇阻，匯滔天之水，形成強大勢能，最后沖決而出，一瀉千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xù)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xiàn)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⑦文明的連續(xù)性并非波瀾不驚，而是面對危機與挑戰(zhàn)時，氣韻激昂而悠長，匯聚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之偉力，泰山不壞，百川灌河，勇往直前。

二、“其命維新”的創(chuàng)新性

創(chuàng)新是民族前進的動力。求新求變、變化變革、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精神，深深印刻在民族基因里。中國古老的民間傳說、神話故事講述的遠古的神祇、祖先和英雄們，都是不屈從于命運擺布、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開辟新途的巨子。盤古開天辟地，女媧補天，伏羲畫八卦，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鉆木取火，神農嘗百草，炎帝刀耕火種，黃帝建舟車、制音律、作《黃帝內經》，嫘祖養(yǎng)蠶繅絲、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倉頡造字、精衛(wèi)填海、愚公移山……無不以驚世之舉創(chuàng)不世之功。

中華文明是大河文明，傍水而生，以水為師，農桑立國，有著悠久廣闊的農耕文明。農耕的發(fā)展，一是知天時，二是善用水利，中國傳統(tǒng)天文歷法和治水文化十分發(fā)達。實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良渚遺址上，先民飯稻魚羹，社會龐大，組織有序，以稻作文化和治水崇玉而著稱。鄭國渠、靈渠、都江堰、大運河、坎兒井……這些延澤至今的物質文化遺產，一直可以上溯到大禹治水的傳說。鯀用堵之法，九年無功；禹疏通河道，因勢利導，治水成功，成為民族英雄和夏王朝開辟者。上善若水，“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⑧。水性靈動。水的最大特點，是流動變化，隨形就勢。水至柔，但以柔克剛，莫可以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⑨，河圖洛書是太初有言，是水之教誨、水之書。陰陽、易、道的觀念，這最早的中國之思和經驗范式，也是關于變易、變化、變革的。中華文明開放而不保守，創(chuàng)新而不守舊，無論在文明初創(chuàng)，還是今天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始終善于吸收一切外來成果。金屬冶煉，從兩河流域傳來，但在中華制陶技術加持下，產生無與倫比的青銅時代。包括小麥、牛羊的傳入，佛教、佛造像、西域樂舞的傳播，與北方游牧文化的頻繁的、大規(guī)模的交流，一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一直經歷持續(xù)不斷地內化、中國化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chuàng)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于世。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zhàn)、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⑩中華文明是開放系統(tǒng)，不斷與外部世界交換能量、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不斷自我更新、發(fā)展壯大，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走在世界前列，作為東亞文明中心，形成強大吸引力和輻射半徑，進入愈多、輻射愈盛，真宰充沛、元氣淋漓，一呼一吸、長虹萬里，形成云蒸霞蔚、氣象萬千的中華文化圈。這種引力和輻射，都因其具有不歇的創(chuàng)造轉化的能力。

文化如水，創(chuàng)新是源頭活水，是文化發(fā)展的驅動力。創(chuàng)新不僅體現(xiàn)在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上，還體現(xiàn)在政治文化、制度文明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從王朝更替、治亂興衰，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制度文明升級迭代的創(chuàng)新曲線。湯武革命，秦漢大一統(tǒng)，隋唐開放包容、開科取士……每一次“禮崩樂壞”的亂世，都除舊布新，激發(fā)出應對挑戰(zhàn)的大規(guī)模創(chuàng)新，為文明的有機體注入新活力。

三、“以中為中”的統(tǒng)一性

中華文明，以中為中。如果只選一個字，來代表我們民族的文化，便是“中”。“中”是肯定、允諾，是居中而治、求中建極、允執(zhí)厥中，是“宅茲中國”?，中正中和，“極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岳嵩山腳下，距河南登封不遠，有8座占地共40平方千米的建筑群，其中包括3座漢代古闕、嵩岳寺塔、少林寺建筑群等，歷經9個朝代修建，它們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觀念，以古老與博大、凝練與舒展、滄桑與輝煌，向世人展示著中國古代文化、哲學和建筑藝術的瑰麗。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河南汝南，有一座十幾米的小山，人工壘成，是河南最低的山，顏真卿親書石碑“天中山”。據(jù)說是周公旦營建洛陽，在各地建圭表、測日影、求地中，因這里夏至時日影最短，遂堆土壘石以記之。“中”的觀念，首先源于大平原上的聚落先民，源于定居的農耕文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漁獵文化、森林文化、綠洲文化，難以生發(fā)“中”的觀念。黃河攜帶的泥沙，沖刷出第二級地階，塑造黃淮海大平原，使這里成為中原最大一片展開農耕革命的闊地，成為廣土巨族繁衍凝聚的輻輳之地，成為人群、物質、觀念、技術交匯最多、碰撞最巨、嬗變最快之地，形成文化渦流、文化爆炸的核心。比如文字起源，首先在交流最頻密、需求最強烈的地方出現(xiàn)。好比一口熔煉的坩堝，受焰最多、最穩(wěn)定、溫度最高的堝底堝心，最先形成燦爛的結晶。早期中國文化，繁星點點，相互輝映，不斷地交流、碰撞、匯聚，最終在中原形成中心。蘇秉琦提出中華文化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嚴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張光直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月明星稀”，月明何處？在中、在中心。“重瓣花朵”，花心在哪里？在中、在中心。“中國相互作用圈”的焦點、圈心在何處？在中、在中心。三位大家的觀點，解釋印證了早期中國的“中”之形成。因為有中、有中心，必有一體、共同體，無中、無一體，何談多元？多元是一體之多元，無一體，無所謂多元。

中華文明是大文明體。這個大文明體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有一個九州共貫、平坦遼闊的核心區(qū)域，這就是有利于產生農業(yè)革命的黃淮海大平原。這個核心區(qū)域足夠大，社會規(guī)模足夠大、人口族群足夠大，地理上無阻隔，渾然一體，資源多樣，自然形成中心化結構。如同大質量天體的運行演化，天生出現(xiàn)向圓的塑造，有中心、重心，運行有序。小天體，如彗星、小行星，可以奇形怪狀、無規(guī)則。大天體要穩(wěn)定運行，建構自主軌跡，自有其中心化結構，有統(tǒng)一性。從歷史看，無中，則四分五裂；無中，則一盤散沙；無中，則天下大亂。以中為中，才能和，才能形成強大的引力場，才能不管盛世亂世，“引力”始終大于“斥力”，最終“向內凝聚”。這是中華文明作為原生文明，生生不息、不曾中斷的秘密。

從歷史看，多元一體，最大的兩個“元”，是農耕和游牧。獨陽不生，獨陰不長。農耕和游牧，猶如陰陽互動。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耕集團和游牧集團，是兩種歷史力量向內旋轉互動、不斷凝結生長的結果。如果沒有一波一波、季風般深廣不息的游牧力量的南下，歷史的演劇或顯平淡；如果沒有長江流域、長江以南日益稠密的農耕力量，維持著向內的平衡，文明的坩堝或會傾覆。因此，我們看到，歷史的演化中，在黃河、長城以北，幾千年來的農耕線不斷向北延伸，直到人力不可為為止。這樣的歷史景象，猶如輝煌旋轉的星云，沒有撕裂崩散，越旋轉質量越大，越旋轉尺度越大，形成團結統(tǒng)一、生生不息、青春永駐的共同體。中華先民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地理和心理的原點、坐標、演化的淵藪，形成休戚與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命運共同體。歷史上，“不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tǒng)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正統(tǒng)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tǒng)；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統(tǒng)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中華是一體，中華是一家。“以中為中”的向心力，成為群己合一、家國同構、集中凝結、融為一體的深刻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統(tǒng)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tǒng)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tǒng)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中國的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所以浩如煙海、多姿多彩，是因為八面來風向中、向內的吹拂，交流、交往、交融帶來五光十色，形成相近、相通、相融的親緣性，從而凝結出繁花似錦、統(tǒng)一和諧的文化基因譜系。

四、“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中華文化的特點是世俗性。宗教、宗教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從未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中國也沒有類似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以一神論為基礎的排他性宗教。中國的儒家、道家，區(qū)別于西方宗教及其組織形態(tài)。佛教進入中國，反復調適其與中國社會、中華文化、儒家道家的關系，內化為中國化的佛教。最終，儒釋道“三教合流”。中華文化的世俗性特征，造就社會空間、文化空間、心理空間的包容性。中國歷史，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xiāng)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追求“和合”。“分爭”與“和合”無所謂高下。但歷史對“分爭”“和合”的選擇，卻具有宿命性。中華文化選擇“和合”，中國人崇尚“和合”，認為“和合”是正向的，“分爭”是負向的。和合文化，與集中定居的農耕生活有關，不同于漁獵、游牧生活。農耕以一年為期，是長周期生產，春種、夏長、秋獲、冬藏，渴望風調雨順、天下太平、群體和睦，反對個人至上、爭勇斗狠、分爭無序，一個環(huán)節(jié)中斷，一年的生產鏈條就中斷。這樣的長周期生產、生活的性質，磨煉出忍耐、和合、憂患意識，把包容大度、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當作常理常情、嘉行美德。“和為貴”“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認為差異不是分爭的理由，差異才體現(xiàn)統(tǒng)一、包容、和合的價值。類似的叮嚀和教誨，不絕如縷，根深蒂固。中華文化，以中為中，因中而容，因中而合，追求家族、社會、國家的和順、和諧、和平，以“和合”的理念，統(tǒng)攝人人、群己、天人的關系。

中國有深厚的禮樂文化傳統(tǒng)。“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傳說黃帝的樂官伶?zhèn)悾美鲋瘢７馒P凰鳴叫，創(chuàng)制律呂。河南舞陽出土的骨笛，有8000多年歷史，用鶴的腿骨制成，是世界最早的骨制吹管樂器。漫漫黃沙，悠悠羌笛，響徹在古詩詞字里行間。今天帕米爾高原的塔吉克族、青藏高原的藏族，隨鷹笛（用鷹翅骨制成）的旋律，翩翩起舞。骨笛、竹笛、玉笛……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可謂“中華笛”。傳說女媧作簧，石峁、陶寺出土的口弦，即此樂器。“君子陽陽，左執(zhí)簧，右招我由房”?，“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簧在《詩經》中多有記載。口弦在西南、西北、東北的少數(shù)民族中，仍廣受喜愛。“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中華大地各種各樣的鼓、塤、琴、鐘、磬，和而不同，琳瑯滿目，譜就中華樂系，吹響中華心曲。

五、“上善若水”的和平性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這首先秦《擊壤歌》，描繪了安土重遷、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場景。農耕文明的生活性質，使人天生向往和平安穩(wěn)的日子。耕讀傳家，一直是家國社會的理想模式。上善若水，仁者無敵。中國的先賢圣哲創(chuàng)造的古代思想，都有追求和平的一致性，主張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張“內圣外王”?“先禮后兵”?，認為“兵者不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即使是兵家，也首選“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提倡審慎用兵，認為“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士子、精英的人生抱負。中國有發(fā)達的文官系統(tǒng)，以文節(jié)武、以德束兵，在文修武備、文經武略中，更重文、更推崇人文英雄、仁人志士，不尚孤勇莽夫，厭惡噬血屠戮。理想氣節(jié)、仁德大義、舍生忘死、愛國護民，往往比單純的武功、武力更重要。

中國從來不是軍事擴張的帝國，中國的歷史特點是“向內凝聚”。中國地大物博，主要是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推動民族融合，帶來家園故鄉(xiāng)，加入中華疆土。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shù)民族‘地大物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歷史。”?“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中國的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印證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大量的歷史遺跡、詩詞典籍、音樂美術、戲曲故事、風土民俗、百工匠作、節(jié)慶儀式……反映中國人民追求和平幸福、喜樂安寧、吉祥如意、美滿團圓的人生圖景。中國畫也體現(xiàn)非物質文化，中國畫的工具、材料，意趣、畫法，主題、內容，精神、審美，均體現(xiàn)和平性。中國的傳統(tǒng)藝術，講究氣、氣蘊生動，形意之中，突出寫意。所寫何意？是和平之意、和平氣息。1955年，95歲高齡的齊白石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周年，創(chuàng)作了一幅《祖國萬歲》的畫。畫面是一棵果實累累的萬年青，深情厚意躍然紙上。這樣的以小見大，別出心裁，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護生思想，是中國人的普遍心思，就是普天之下，花好、月圓、人壽，不受國破家亡、離亂之苦，永享太平盛世、喜樂安寧。

本文由作者于2023年7月3日在中央文史館組織的“中華文化邊疆行——走進大理”所作同名講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