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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列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昆曲理論研究隨之掀起熱潮。近20年來，昆曲理論研究取得了豐贍的成果。考察近20年昆曲相關文章、圖書、學位論文、學術活動等，可以看到昆曲理論研究的視野更加開闊，昆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愈加緊密，昆曲研究愈加關注當下，昆曲的傳承與發(fā)展、繼承與創(chuàng)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轉化等問題依然是人們討論的重點。同時，昆曲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一直沒有停歇，昆曲知識的普及和藝術的宣傳推廣更加深入人心。昆曲研究力量在壯大，越來越多中青年學者投入到昆曲理論研究中來。而在研究方法上，傳統(tǒng)史論研究仍是主要方法，田野考察、口述史學等方法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21世紀；昆曲；理論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

當代昆曲理論研究一方面附麗于戲曲史、文學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在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從“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談起》①之后便走上獨立自覺的道路。20世紀50、60年代是昆曲研究的積累期，一批昆曲老藝人的談藝錄、回憶錄成為當代昆曲口述史學研究的最早成果；20世紀80、90年代，學術界提出“昆劇學”的概念，昆曲研究逐漸立體化、體系化。21世紀以來，隨著昆曲被列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昆曲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生存現(xiàn)狀有了很大的改善，越來越多理論研究者關注昆曲，取得了豐贍的成果。昆曲研究愈加關注當下，視野更加開闊，理論與實踐結合更加緊密，昆曲的傳承與發(fā)展、繼承與創(chuàng)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轉化等問題依然是人們討論的重點。同時，昆曲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一直沒有停歇，昆曲知識的普及和藝術的宣傳推廣更加深入人心。昆曲研究力量在壯大，越來越多中青年學者投入到昆曲理論研究中來。傳統(tǒng)史論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考察、口述史學等方法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一、報刊文章

在《中國知網》上檢索2001年5月18日至2021年5月18日20年間發(fā)表的以“昆曲”為主題的各類文章（含期刊、報紙、會議等），出現(xiàn)了10589條結果。而上一個20年，即1980年5月18日至2000年5月18日的同主題文章，檢索結果為1185條。可見在數量上，近20年是上一個20年的10倍之多，增速驚人，數量可觀。

搜索近20年以“戲曲”為主題的文章，出現(xiàn)了101071條結果，說明約每10篇戲曲類文章中就有1篇是談昆曲的；搜索近20年以“京劇”為主題的文章，出現(xiàn)了28461條結果，說明約每10篇戲曲類文章中就有2.8篇是談京劇的。其他劇種的情況，筆者沒有做過這樣的統(tǒng)計，但它們在戲曲類研究文章中的比重應該不會超過京劇和昆曲。

以上數據能夠大致說明，近20年來，昆曲的受關注度雖然不及群眾基礎更為廣闊深厚的京劇，但是昆曲十分迅速地吸引了理論界、輿論界的大量目光，在中國戲曲劇種多元格局中彰顯出了重要地位。

人們一方面對昆曲的現(xiàn)狀予以熱切關注，另一方面繼續(xù)在古典戲曲中探索昆曲理論。

對昆曲現(xiàn)狀的關注主要體現(xiàn)在兩點：一是對當下昆曲改編、新編劇目進行評論，如《呈現(xiàn)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評昆曲〈紅樓夢〉的經典化實踐》②《昆曲〈紅樓夢〉唱腔音樂創(chuàng)作漫談》③《繼承傳統(tǒng)戲的新收獲——談昆曲〈景陽鐘變〉》④《一次傳承中的謹慎嘗新：新編歷史昆劇〈景陽鐘變〉》⑤等，對本年影響較大的劇目進行優(yōu)劣評判并由此闡發(fā)對昆曲傳承和創(chuàng)新問題的看法。二是結合整個戲曲發(fā)展的現(xiàn)狀，指出戲曲在人才培養(yǎng)、繼承傳統(tǒng)、舞臺大制作等方面的得失，對包括昆曲在內的戲曲發(fā)展提出建議，對于當代昆曲理論的構建和昆曲的生存發(fā)展有所裨益，如《當代中國城市化背景下的戲曲傳承與發(fā)展方略》⑥《戲曲何為》⑦《當代戲曲創(chuàng)新應以繼承為根基》⑧等，其中，許多戲曲理論觀點雖然并非專門針對昆曲而闡發(fā)，但是對于昆曲的發(fā)展卻有切實指導意義。

對古典戲曲中的昆曲進行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戲曲史研究，如《碧蕖館舊藏名伶手錄重訂昆曲曲譜身段譜述》⑨《〈納書楹曲譜〉的戲曲批評觀》⑩《吳偉業(yè)〈秣陵春〉傳奇作期新考》?《〈寶劍記〉在明代的傳播》?《國家圖書館藏〈聽春新詠·昆部〉及其史料價值》?等，多集中于作家、作品的考證和重新解讀，其中不乏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古典戲曲理論方面的成果則有《明清戲曲理論的建構》?《整一·中和·意境——明清戲曲創(chuàng)作結構論的美學追求摭談》?等，對古典戲曲（主要是昆曲）的敘事性、舞臺特性和創(chuàng)作技法予以深入探索。

二、出版的圖書

進入21世紀，戲曲史、文學史中對昆曲所進行的研究，數量巨大，而且，昆曲研究已日益顯示出獨立的地位，僅就昆曲圖書來看，新世紀的昆曲研究一度掀起高潮。

昆曲圖書大致有這樣幾類：一是昆曲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如《俞振飛書信選》?《紅豆館拍正詞曲遺存》?《張充和手鈔昆曲譜》?《昆曲日記》（修訂版）?等。

二是昆曲史著作。這類著作融知識性、普及性于一體，側重對昆曲的命運進行歷史回顧和未來展望，對昆曲的藝術特點進行闡釋和宣傳，對昆曲的優(yōu)秀作家作品進行介紹和導賞，有的還附有大量珍貴、美麗的圖片，對于昆曲的宣傳普及起到了積極作用，如《尋夢六百年：昆曲盛衰史探幽》?《中國昆曲》?《蘇州昆曲》?《中國昆曲藝術》?《昆曲》（鄭雷著）?《昆曲發(fā)展史》?《浙江昆曲史》?《昆曲欣賞》?《昆曲》（俞為民著）?《白先勇說昆曲》?《中國昆曲二十講》?等，不勝枚舉，成果豐富，形式多樣。

三是關于昆曲中某一專題的理論研究，如《清代北京戲曲演出研究》?以豐富的戲曲史料，從戲曲演出角度展示了清代北京花雅爭勝背景下昆曲和其他諸腔的演劇組織、演出劇目、演員等情況；《疏影幽蘭——中國昆曲的當代傳承與發(fā)展》?從劇目建設、舞臺藝術、理論研究等方面梳理、論述了昆曲在當代的生存與發(fā)展；《品蘭探幽——昆劇導演之路》?凝結了沈斌先生從藝50多年來對于戲曲表導演等方面的創(chuàng)作體會。值得一提的是，丁修詢撰寫的《昆曲表演學》?對昆曲的演劇方法、表演程式及特性等進行了系統(tǒng)闡述和理論提煉，在“昆曲學”的體系化構建和昆曲表演藝術的理論提升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昆曲叢書和辭書、工具書的出版。這類成果的問世，說明新世紀的昆曲研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體現(xiàn)出昆曲研究力量已形成一定的規(guī)模。《中國昆曲精選劇目曲譜大成》?《中國昆曲大辭典》?，中國藝術研究院承擔的“昆曲與傳統(tǒng)文化研究叢書”（全10冊）?等，都體現(xiàn)了國家在昆曲理論研究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最引人矚目的是，由中國藝術研究院承擔實施、王文章主編的《昆曲藝術大典》?。該大典歷經十余年編纂，于2016年12月在京首發(fā)，所收內容為明代中葉以來600多年間昆曲最重要的文字文獻、譜錄文獻、圖片資料、音像資料文獻、昆曲傳承人的文化遺存等。其中，明清及近代有關昆曲藝術的理論典籍、史料文獻、譜錄文獻等是最重要內容。全典版面字數約為9005萬字，其中，整理編纂文字文獻2230多萬字，影印文獻396種（套）7萬多面，圖片6000多幅，錄音120多小時，錄像400多小時。成書149冊，包括《歷史理論典》15冊、《文學劇目典》14冊、《表演典》36冊、《音樂典》73冊、《美術典》8冊、《音像集成》兩冊（含音視頻硬盤1套）、《索引》1冊。2010年起，由謝柏梁主編的“中國京昆大型藝術家傳記叢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等陸續(xù)出版，其中，包括《雅部正音  官生魁首：蔡正仁傳》?《大武旦：王芝泉》?《夜奔向黎明：柯軍評傳》?等數十冊，對眾多京劇和昆曲表演藝術家的藝術生涯、藝術特點、藝術經驗進行回顧總結，既有老一輩表演藝術家，也有正在舞臺上發(fā)揮中堅作用的中青年表演藝術家，尤其注重對新資料、新人物的發(fā)掘和記錄，為戲曲口述史和戲曲當代歷史留下了鮮活生動的文獻資料。朱棟霖主編《中國昆曲年鑒》?于2020年出版，是一部關于中國昆曲的資料性、綜合性年刊，逐年記載中國昆曲的保護傳承發(fā)展的狀況，它以學術性、文獻性、資料性、紀實性為宗旨，不僅記錄了年度中國昆曲的保護傳承工作和基本情況、各昆曲院團的藝術和相關活動，還記錄了年度昆曲進展，并聚焦年度昆曲熱點，展示了年度昆曲成就。《昆劇志》?是中國“昆曲學”研究課題成果之一，以志書形式記載自昆劇形成以來的史實，包括劇目、演藝、音樂、舞美、機構、場所、圖書、傳記、大事記等，是一部具有很高文獻價值和實用價值的中國昆劇志書。

可以看到，昆曲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反映了昆曲具有深厚的歷史傳統(tǒng)和豐富的文化積累，理論工作者完全可以在這個富礦中挖掘出有價值、有意義的理論寶藏。另外，名家評傳和工具書用口述史、編年史的方式記錄、研究當代昆曲的發(fā)展狀態(tài)，實則是突破以往以考據學作為研究昆曲歷史的主要方法，綜合運用了田野考察、口述史學研究方法對當代昆曲予以觀照，因而一定程度上具有更新戲劇史觀和方法論的意義。研究昆曲，不僅是為了厘清其歷史脈絡，而且是為了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為當今昆曲的生存發(fā)展提供思路。自20世紀80年代昆曲被視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以來，昆曲研究長期存在“厚古薄今”的現(xiàn)象，鮮有研究成果系統(tǒng)地論述昆曲在近、現(xiàn)、當代的生存狀況和發(fā)展面貌。隨著人們對當代昆曲人物、歷史的關注以及近現(xiàn)代昆曲史料的發(fā)掘利用，昆曲的全面研究正在取得重要進展。

21世紀的昆曲理論研究不乏真知灼見，然而，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盡管昆曲理論研究越來越注重對現(xiàn)實的反思，但是昆曲理論對于藝術實踐的指導作用并未完全凸顯，其學理性也有待增強。對于個別作品和具體現(xiàn)象的描述、評論固然重要，但透過現(xiàn)象找到本質，提煉昆曲藝術、文化之規(guī)律將更有益于我們反思歷史、正視現(xiàn)實、把握未來。

三、學位論文

值得欣喜的是，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出現(xiàn)了一批研究昆曲的青年學子，他們以昆曲為觀照對象，撰寫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為昆曲的理論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

這方面的碩士學位論文主要有《〈牡丹亭〉在昆曲舞臺上的流變》?《昆曲：百年傳承的回顧與思考》?《昆曲表演藝術的形式特征》?《蘇州昆劇服裝藝術探微》?《中國近現(xiàn)代昆曲曲社研究》?《昆曲與〈申報〉研究》?等；博士學位論文主要有《昆劇舞臺美術源流考》?《昆曲與近世江南社會生活》51《〈牡丹亭〉的傳播研究》52《昆曲在北方的流傳與發(fā)展》53等。論文研究對象包括了南、北方昆曲史，昆曲舞臺演出、曲社、表演藝術特征、昆曲服裝、舞臺美術、報業(yè)傳媒等，“近現(xiàn)代”這一長期未被重視而近年漸入視野的時間段中，不少論文已經論及當代昆曲的發(fā)展情況。而近年正在進行的一些課題，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戲曲劇種體系現(xiàn)狀與發(fā)展研究”等，凸顯昆曲作為古典戲曲藝術體系的特點，也說明昆曲的理論研究已經突破了昆曲文學的界線，延伸到昆曲音樂、舞美、表演等領域，使昆曲作為綜合性舞臺藝術和動態(tài)文化傳承的特征更加鮮明。

可以說，21世紀以來，昆曲辭書和大型叢書的撰述、青年研究群體的出現(xiàn)，反映出昆曲在群體智慧的集結下，正在體系化建設上開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四、學術活動

歷屆中國昆劇藝術節(jié)舉辦期間都會召開昆曲相關研討會，集中探討昆曲的生存發(fā)展和理論建構相關問題。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昆劇與古琴研究會也舉辦過多次學術研討會，廣泛吸引了海內外專家學者參與，反映了當前昆曲界的普遍聲音和最新研究成果。關于昆曲的傳承與發(fā)展、人才培養(yǎng)、劇目建設、表演藝術、對外交流等議題，都是近20年來昆曲界討論的熱點與焦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等高等院校中常設昆曲課程，還往往結合昆曲演出舉辦知識講座，對昆曲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傳播推廣起到了積極作用。可以說，關于昆曲的傳承和發(fā)展問題的研討將會一直伴隨著昆曲而存在，在昆曲的不同生存狀態(tài)和發(fā)展階段，與此相關的理論重點、熱點也會隨之發(fā)生轉移與變化。

五、20年來昆曲理論研究的特點

（一）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將昆曲實踐活動與理論研究結合起來，成為昆曲發(fā)展進程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進入新世紀，黨和政府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和積極引導，極大改善了昆曲生存環(huán)境，昆曲劇目的保護、傳承，人才培養(yǎng)與理論評論相互促進，學術界對昆曲關注程度進一步加深，演藝界對于藝術理論指導進一步重視，演藝界與學術界廣泛合作，加強了昆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相關文化政策和昆曲理論研究相結合。2001年，昆曲列入“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后，文化部為此專門召開了“保護和振興昆曲藝術座談會”，根據原有的對昆曲的保護政策，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保護、繼承、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昆曲工作“八字方針”，制定實施一系列規(guī)劃和措施，極大地提振了昆曲界的士氣。在加強藝術實踐、促進劇目創(chuàng)作和人才培養(yǎng)的同時，為了鼓勵昆曲理論研究，文化部決定于2001年12月12日在蘇州成立“中國昆曲研究中心”，與歷屆中國昆曲藝術節(jié)呼應，舉辦“中國昆曲國際藝術研討會”，持續(xù)出版《中國昆曲論壇》專刊，匯集昆曲歷史、理論、音樂、聲腔、表演、劇目、評論等各角度論文，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展示昆曲階段性研究成果。2005年，文化部和財政部共同發(fā)起了“國家昆曲搶救、保護、扶持工程”，主持出版了“昆曲與傳統(tǒng)文化研究叢書”54（全10冊），以昆曲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為切入點對昆曲進行多方位學術研究，例如昆曲與文人文化、昆曲與明清社會、昆曲與明清樂伎、昆曲與人文蘇州等，同時，從昆曲的創(chuàng)作理論、昆曲表演藝術論、昆曲的傳播流布、20世紀前期昆曲研究等角度專門論述昆曲相關問題，以《中國的昆曲藝術》一書從整體上觀照昆曲的歷史、文學、藝術、文化、現(xiàn)狀、理論和演員。可以說，整套書融學術性、普及性與一體，呈現(xiàn)了昆曲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拓展了昆曲理論領域的廣度，提升了昆曲體系化研究的水平。“昆曲藝術家傳記文獻叢書”也是“國家昆曲搶救、保護、扶持工程”的一項重要內容。該叢書包括《大武生：侯少奎昆曲五十年》55《巾生巾世：岳美緹昆曲五十年》56《楚辭蘭韻：李楚池昆曲五十年》57和《青出于藍：張繼青昆曲五十五年》584部，對新中國培養(yǎng)的一代昆曲藝術家藝術生涯和藝術經驗進行總結，集中而生動地呈現(xiàn)他們?yōu)槔デ聵I(yè)做出的貢獻。2015年起，“國家昆曲搶救、保護、扶持工程”被納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藝術傳承發(fā)展計劃”，其工作重點轉移到優(yōu)秀傳統(tǒng)劇目的搶救繼承和昆曲人才培養(yǎng)上。2017年12月26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全國地方戲曲劇種普查成果，截至2015年8月31日，全國共有348個戲曲劇種。為進一步加強全國地方戲曲劇種普查成果的分析、轉化與利用，從理論層面全面展現(xiàn)我國戲曲劇種歷史發(fā)展、藝術遺產和現(xiàn)實狀態(tài)，文化和旅游部從2018年開始組織編撰《中國戲曲劇種全集》，計劃以350冊的規(guī)模全面展現(xiàn)中國戲曲現(xiàn)存348個劇種以及木偶戲、皮影戲的歷史發(fā)展、藝術特點和生存現(xiàn)狀，昆曲被視為“百戲之祖”的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也將在中國龐大的劇種體系和多樣化的文化生態(tài)中得以凸顯。

紀念演出、慶典活動與學術活動聯(lián)合開展。昆曲被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以后，中央及地方政府、昆曲院團和戲曲研究機構通力合作，舉辦了昆曲演出和學術研討兼為一體的紀念或慶典活動。如2001年6月，北京市文化局和北方昆曲劇院連續(xù)舉辦了三天的紀念會、展覽演出和學術研討會，隆重祝賀昆曲被列入“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暨北方昆曲劇院建院44周年。中國藝術研究院及其他戲曲研究機構的2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研討，圍繞昆曲的定位，昆曲的保護、繼承、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昆曲學的建立，北方昆曲劇院人才培養(yǎng)等問題進行了熱烈探討。中央及地方政府也積極支持昆曲院團、昆曲研究機構的活動，形成政府、演藝人員、專家學者三方力量為昆曲傳承與發(fā)展共同合作的格局。如2005年4月8日至11日，為紀念昆曲表演藝術家王傳淞誕辰100周年和昆曲《十五貫》晉京獻演50周年，文化部藝術司和浙江省文化廳在杭州舉辦了“全國昆曲名丑名劇展演活動”。浙江昆劇團“世、盛、秀、萬”四代昆曲傳人在浙江音樂廳共同演繹了《十五貫》作為開場戲。活動期間，全國的昆曲專家、學者齊聚杭州，就“昆丑”舞臺藝術的特色和成就等展開學術研討。同年6月，紀念活動移師香港地區(qū)和中國臺灣。2007年5月，由四川省文化廳和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四川省川劇藝術研究院共同組織的“川昆搶救繼承展演暨中國地方戲與昆曲論壇”在成都舉行。這是川劇史上第一次川昆專場演出，共演出《墜馬》《巧配》《文武打》《醉打》《議劍獻劍》《醉隸》等十余出傳統(tǒng)川昆折子戲。展演期間召開了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就川昆相關問題進行了梳理和探索。從2000年開始，文化部主辦中國昆劇藝術節(jié)，三年一屆、常辦常新，將昆曲創(chuàng)作成果展示與昆曲理論研討密切結合，備受海內外觀眾的歡迎和喜愛。多年來，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蘇州大學以及中國昆劇古琴研究會等科研機構、高校和社會團體，通過與演藝界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學術講座、展演活動和編輯出版書籍等方式，推動了昆曲理論研究和文化傳承。

新劇目的創(chuàng)演和研討結合緊密。在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引起極大反響的青春版《牡丹亭》，其演藝和創(chuàng)作人員幾乎每演一次就舉辦一次研討會，廣泛聽取理論界意見，不斷對劇目、舞臺藝術等進行精益求精的修改。在演藝人員和學術人員的努力下不斷改進，不少劇目即使在獲獎以后，也未固步自封，而是繼續(xù)吸取各方面意見，逐步打磨錘煉，從而成為當代昆曲傳承與發(fā)展過程中意味豐富的精品力作。

昆曲理論為昆曲的舞臺實踐做了理論高度的宣傳，無形中增加了昆曲的影響力。理論界既對具體劇目提出中肯的建議，又由劇目本身出發(fā)，以更廣闊的視野探尋昆曲在當代的生存和發(fā)展。昆曲理論對昆曲實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任何理論和實踐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時代背景。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下，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及其具體表現(xiàn)方式是有差異的。20年來，昆曲藝術的生存狀況促使理論研究者提出新的觀點和構想；昆曲理論逐漸具有了戲曲、文學理論之外的獨立性，它對藝術實踐產生的直接指導作用明顯增強。

（二）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親密合作，共同推動昆曲理論發(fā)展

21世紀以來，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昆曲界加強溝通與合作，上海昆劇團、北方昆曲劇院、江蘇省昆劇院等院團多次派出知名演員為中國臺灣的昆曲院團授藝講課。雙方在藝術創(chuàng)作、人才培養(yǎng)、表演藝術傳承等方面開展了頻繁與密切的合作，大陸藝術家到中國臺灣授課、擔任藝術指導，中國臺灣導演到大陸執(zhí)導作品，兩岸人才在跨地區(qū)、跨領域交流合作中增強了對于昆曲的認知與認同，推動了藝術創(chuàng)新，促進了昆曲的傳承與傳播。

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學術資源相互生發(fā)與補充。2002年，中國臺北出版了洪惟助主編的三部大型著作：《昆曲辭典》《昆曲演藝家曲家及學者訪問錄》《昆曲研究資料索引》。它們與南京大學吳新雷主編的《中國昆曲大辭典》59相互補充，促進了昆曲研究的發(fā)展。同時，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的學者、研究機構、出版機構等相互合作，出版圖書或刊登論文，為昆曲的當代生存和發(fā)展營造了一個熱鬧的學術環(huán)境。2005年，曾永義總策劃出版了一套戲曲研究叢書，包括了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學者的戲曲論著。其中，不乏有關昆曲的研究，如鄒元江《湯顯祖新論》60，陸萼庭《清代戲曲與昆曲》61，王永健《昆腔傳奇與南雜劇》62等。其中，蔡欣欣《臺灣戲曲研究成果述論（1945—2001）》63中所列諸多專題對于學者了解中國臺灣方面的昆曲研究大有幫助。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加強學術交流，著書立說，充實了昆曲理論研究，為當代昆曲的傳承發(fā)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三）高校研究機構

1. 中國臺灣與香港地區(qū)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于1998年7月成立，積極推廣昆曲藝術，多次邀請大陸昆曲名家赴港演出及講座，并將這些活動納入其昆曲傳習計劃中。從2001年7月至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已經陸續(xù)邀請林為林、汪世瑜、王奉梅、石小梅、柯軍、侯少奎、王芝泉、梁谷音、張寄蝶、張志紅、劉異龍、黃小午、岳美緹、計鎮(zhèn)華、蔡正仁等到港講課，介紹他們的代表劇目以及各行當的藝術特點等。中國臺灣文化界亦積極推行昆曲傳習計劃，長期邀請大陸表演名家赴臺講學，并為中國臺灣戲曲演員及昆曲愛好者教授昆曲身段、演唱，普及昆曲知識等。

臺灣傳統(tǒng)藝術中心昆曲班、臺灣復興戲校、臺灣藝術學院、臺灣戲曲專科學校等都曾邀請中國大陸昆曲演員，進行融藝術表演和講座為一體的綜合教學活動。

2.蘇州大學中國昆曲研究中心

中國昆曲研究中心于2001年12月由蘇州市人民政府和蘇州大學聯(lián)合創(chuàng)建，依托大學科研力量和昆曲博物館的館藏資源，積極發(fā)起或參與各類昆曲保護弘揚活動，編輯出版學術刊物《中國昆曲論壇》，舉辦中國昆曲國際學術研討會；大力向高校以及中小學師生推介傳播昆曲；建設“中國昆曲”網站，面向海內外宣傳昆曲的歷史文化價值；研究昆曲傳承發(fā)展的思路和策略等。2005年8月，國家昆曲藝術搶救、保護和扶持領導小組確定該中心為蘇州市“昆曲遺產保護研究中心”。

3.北京大學昆曲傳承與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昆曲傳承與研究中心成立于2013年6月，由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榮退教授、著名作家、青春版《牡丹亭》總策劃人白先勇倡導建立，是致力于北京大學的昆曲教育，推動昆曲在高校的傳承、發(fā)展與學術研究的校級科研機構。該中心長期開設北京大學本科生通選課程《經典昆曲欣賞》，邀請全國著名的昆曲學者及藝術家授課，促進了昆曲在北大的傳承與推廣。從高校為依托的綜合性昆曲傳承和研究機構為昆曲理論研究培養(yǎng)了后續(xù)力量。

六、余論

從以上昆曲研究成果來看，近20年來，關于昆曲研究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成就，主要基于人們對昆曲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和明確的定位。昆曲在600年的發(fā)展旅程中，形成了深厚的藝術、文化傳統(tǒng)。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昆曲的教育功能得到重視，昆曲一度成為傳達政治意識的最好工具。改革開放以后，昆曲的“載道”身份弱化，其文學內涵和藝術價值受到關注。但是，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昆曲不得不在商業(yè)競爭中艱難掙扎。進入21世紀，隨著昆曲得到世界范圍的認同，人們將昆曲納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下進行重新審視，意識到昆曲不僅僅是一種精湛的藝術，而且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人們對昆曲的定位逐漸明確、綜合、科學。

面對昆曲在現(xiàn)代社會的復雜生存狀況，人們開始從保護民族文化的高度來關注昆曲的傳承和發(fā)展問題。安葵《保護昆曲的途徑和心態(tài)》64《給昆曲以明確定位——紀念昆曲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五周年》65等文章均從民族文化的角度給昆曲以明確定位，并探討了昆曲在當代的保護繼承和革新發(fā)展的關系。作者對新世紀以來政府部門、昆曲院團、研究機構等方面做出的成績給予肯定，同時又清醒地認識到“由于昆曲瀕臨消亡危險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由于保護和振興昆曲需要長期的艱苦的努力，所以還很難說昆曲的狀況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66，“昆曲的文化根底是很深厚的”67，但是“它的生命又是脆弱的”68，因此，對昆曲這項民族文化進行長期、有效的保護、繼承、革新、發(fā)展需要國家和全社會的共同支持。昆曲的定位和保護問題同樣受到港臺學者的關注。香港學者鄭培凱《昆曲在21世紀的文化定位》明確指出，“昆曲在21世紀的定位，絕對不是大眾文娛，而是國寶級的陽春白雪，是民族文化傳承與發(fā)展所系，是現(xiàn)代中國人所需要尋回的精神的根”69。因此，教育下一代認識昆曲的價值和地位至關重要。中國臺灣學者曾永義在為《昆曲辭典》所寫的總結性文章《從昆腔說到昆曲》中說：“昆腔曲劇已被人類列為必須保存的共同文化遺產，我們作為中國人，焉能不予以重視而努力薪傳。”70可見，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qū)雖然在社會語境上有所差別，但是，出于對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和地位的理性認識，大家對于昆曲的歷史定位是一致的。

關于昆曲的文化定位反映了人們觀念上的轉變和認識上的深化，也決定了昆曲研究不僅要在學術層面上有所開拓，而且要在昆曲生存現(xiàn)狀方面作出探索。如何傳承和發(fā)展昆曲，如何處理保護繼承和革新發(fā)展的關系，一時成為社會各界人士討論的焦點。劉文峰《昆曲的歷史定位及保護與利用》71，戴平《保護昆曲遺產之我見》72《從明清家班的歷史經驗看當下昆曲的保護和發(fā)展》73《也談中國昆曲作為“文化遺產”的保存問題》74《關于昆曲的保護、扶持和振興》75《昆曲，是搶救？還是創(chuàng)新？——為紀念徐凌云先輩誕生120年而作》76《昆曲的生產自救與劇目創(chuàng)新》77等，對昆曲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問題各抒己見，在論爭中加深了對昆曲現(xiàn)狀和未來的思考。

盡管昆曲理論越來越注重對現(xiàn)實的反思，但尚未形成體系。一方面，從純學術的角度來說，昆曲理論研究尚需深化。對于個別作品和具體現(xiàn)象的描述、評論固然重要，但因此而提煉出來的昆曲藝術、文化之規(guī)律更有益于我們反思歷史，正視現(xiàn)實，把握未來。另一方面，從昆曲理論對藝術實踐的指導作用來看，昆曲理論也亟待科學化與體系化。瞻巖、王永健、丁修詢等人提出的建立“昆劇學”的構想，正是這種現(xiàn)實的真切反映。21世紀以來，極具學術價值的大型辭書出版，大量密切關注昆曲現(xiàn)實處境的論文發(fā)表，正在為昆曲理論的學術性和體系化添磚加瓦。昆曲的理論建設同昆曲的前途一樣，是充滿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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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柯凡，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戲曲史論、當代戲曲、昆曲。